從四柱學理論體系來看，這是研究“定數”的一門預測術，它的出發點就是“宿命論”。而他的理論異于早期“卜日”預測體系的根本點就在于吉兇考量因素到了“時辰”。
1，四柱學理論體系源于李虛中的可靠性。
我們先來看一段史料：
李虛中病逝后， 李賀邀請韓愈為李虛中撰寫墓志銘《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節選如下：“年少長， 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于五行書。 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 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歷翁，莫能與其校得失。”
關于四柱八字理論的起源，大家公認的是唐代李虛中的“六柱法”，依據是以下四點：
（1），“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該預測體系所用“時間”因素，即“年、月、日”。
（2），“相生勝衰死王相”，——該預測體系的吉兇論斷依據。
（3），“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 該預測體系所能預測的事項范圍。
（4），“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 ——李虛中應用該預測體系的應期準確率。
對于原文我不做過多解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李虛中的預測理論體系，沒有應用到“時辰”。我們再來了解一下六爻納甲法在斷卦時間采用上的一個誤區：
大家都知道六爻納甲法是采用了起卦當時的（年）月日，來論斷卦內爻象的旺衰。很少有人知道在測某些事件時，六爻納甲還用到了求測人出生時的（年）月日，月代表祖蔭，日代表自身條件。比如測功名，婚姻，壽夭，重大疾病等等。其理論依據是：出生時間（既定的月日局勢）賦予了人一些定數，祖蔭的富貴貧賤和遺傳基因的建康、智慧與否。再者，古代30歲之前的人，都是受年（國朝）、月（祖蔭）、日（自身條件）的影響而被動接受命運的安排，幾乎沒有自己的主觀意志。也正是這一時段，決定了大部分人一生的富貴貧賤、功名利祿。比如某人測功名，當朝的zhengzhi 環境，祖上的福德蔭庇，以及自身的能力或運氣都是影響因素。但相對來說，朝廷和祖蔭對一個人的仕途更是決定性的。祖蔭好的白癡都能當官，而祖蔭不好的智者也只能哀嘆“生不逢時”。30歲之后，才漸漸自立承擔家庭和事業的重任，就更多地受“時運”（即時的月日局勢）的影響了。這也就能很好的解釋了備受爭議的“每爻管五年，六爻管三十年”和“問壽看本命”等這些命題了。用既定時間（出生月日）配合隨機卦例來推測，是在“定數”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了“變數”，是非常科學的。……（詳情見本人的文章《八卦納甲法訛傳勘正》）
以上四點依據，似乎更符合八卦納甲法預測體系的特點。我們為什么不認為李虛中所用預測術依然是傳統的八卦納甲法呢？
二，四柱八字理論的原貌真的就是今天這個模樣嗎？
大家都認為《淵海子平》是八字命理學的宗祖之作。但其主體理論真的源自徐（升）子平嗎？我們來看其編著者（一說是徐大升）所作的《引》：“至于有宋徐公升復以人生日主分作六事，議論精微，作淵海之書，集諸儒之義傳布，至今悉皆宗之。”由此可知，徐子平依然是“以人生日主分作六事”，而非“八字”。《淵海子平》里的“八字學”也并非有全部是徐子平的理論體系，是編著者把當時朝代的許多命理研究名儒的文集都集合起來（集諸儒之義傳布），而成此書。故名《淵海子平》，淵海，本身有匯聚匯集之意。
那么問題來了，到底是誰把“時辰”這個第四“柱”因素考量在內而成為一個系統的易學預測體系的呢？恐怕沒人說得清。至于這個人在把“四柱”同時考量在一起時，到底給出了怎樣的論述就更是不得而知了。給人一種沒有系統傳承的感覺，就像“東北亂燉”也成了一道名菜。
三，為什么宋才出現了“四柱”學說。
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計時制度的演變。
早期的人類計時，主要靠觀察日月星辰來估摸時辰。后來發明日晷，大約周代發明漏刻制度。《周禮·夏官》中已有 “契壺氏”，“掌契壺以令軍井”等內容的記載。這里說的契壺氏就是專司分管時間的朝廷官員。《史記》上曾有記載春秋時期司馬穰苴（ráng jū）在軍中“立表下漏”以待，日中莊賈違令不至，被司馬穰苴處以死刑。說明那時漏刻的應用已經較普及并且能夠作為處罰違犯軍令者的依據。那位莊賈可能是有史可考的首座位不守時時而被處死的罪人了。
但可惜的是因原始的漏刻僅有單只漏壺和箭刻，結構簡單，安裝方便。漏壺中水量的多少決定了水壓的高低，也決定了水流的速度和水的流量，大大影響到了漏刻計時的準確性。由此可知，那位被司馬穰苴處以死刑的莊賈可能比今天的聶樹斌都冤。
我們的祖先也看到了這個弊端。他們想到在漏壺的上面再加上一只漏壺，用上面的漏壺漏出的水補充下面的漏壺以提高下面的漏壺滴水的穩定性，這樣就產生了多級漏壺。東漢的發明家張衡就使用過二級漏壺；唐朝的呂才設計了四只漏壺為一組的漏刻。到了宋朝，有個叫燕肅的人創新了一種叫蓮花漏的刻漏，他在中間的漏壺中開出一個溢流孔，讓多余的水從溢流孔中溢流出以保持水流的穩定。這樣大大增加了漏刻計時的準確性。
隨著漏刻制度的發展，一方面準確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由官方的專門計時機構逐漸普及到了民間。宋朝著名詩人王安石有一首詩《春夜》：?
金爐香燼漏聲殘，?
剪剪輕風陣陣寒。?
春色惱人眠不得，?
月移花影上欄桿。?
這里的漏聲就是計時器“漏刻”壺中漏水的聲音。這首詩反映出那時漏刻的使用在民間已經很普及了。這就給“四柱八字”理論把“時辰”這個第四“柱”因素考量在內的可行性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在此之前“四柱八字”這東西你想玩兒都沒得玩兒。
四，封建禮教需要“宿命論”。
這里我們要介紹一部劃時代的著作——《白虎通義》。這是我國漢代講論五經同異，統一今文經義的一部重要著作。是班固等人根據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經學辯論的結果撰集而成。因辯論地點在“白虎觀”而得名。《白虎通義》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于世，肯定了"三綱六紀" ，并將“君為臣綱”列為三綱之首，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同時還把當時流行的讖緯與儒家經典糅合為一，使儒家思想神學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白虎通義》收錄了王充的“三科”論，即把人的命分為“壽命”“遭命”“隨命”。 行善得善是為“受命”，也作“受命”、“正命”；行善得惡是為“遭命”，行惡得惡是為“隨命”，這是兩漢“命定論”（即宿命論）思想的正宗。不過，我們現在可以做如下解讀：
某人遺傳基因決定的自然壽命，我們稱為 “壽命”；刑傷疾病造成的不測，我們稱為“遭命”；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營養的豐富合理以及醫療科技的發展完善，使得人類的壽命大大延長，我們稱為“隨命”。這樣的解釋是很科學的，也是很符合易學預測思想的。
五，先秦時期諸賢是如何看待“宿命論”的呢？
如果說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陳勝是一介奴隸的話，我們來看看春秋時期著名思想家史墨是如何告誡趙簡子的：
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史墨認為，魯君代代失其政，季氏代代勤于政事，所以季氏得到人們的擁護，魯君被驅逐死于國外，沒有人可憐他。因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歷史上沒有永恒不變的君臣關系，如同《詩經》所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一樣，夏商周三代君主的子孫，而今已變成百姓了。引起這種變化原因也就是“天之道”——德行。在史墨看來，自然界和人的社會地位存在著對立面的轉化，此種轉化，不是衰落，而是發展，即大壯。
春秋時期還有個著名的預言家叫做“單襄公”，是春秋時期單國國君。他認為決定命運格局變動的決定性因素是一個人的“德行”，人們只要牢牢把握住這一人事的“決定性因素”，就能做出有關命運的預言，也能改變自身自家的命運。
假如今人穿越到春秋時代跟這些先賢們談四柱八字“宿命論”，人家可能會恥笑“怎么社會越發展，人類越愚蠢呢？”?
六，易學預測是“宿命論”嗎？
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考證易學的發展可知，其初始階段和高峰階段都是在夏朝以前。易學的發展階段，也就是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圣人研易傳易的目的就在于教導民眾如何獲得更好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方向，而非為己謀私利，更不是為了穩定某階層的統治地位。這也是我們在易經里看不到“宿命論”的根本原因。而隨著私有制和家天下的出現，易學預測漸漸扮演起統治階級用來愚民的工具就不足為奇了。那么夏朝自熱而然地也就成了易學預測由“廟堂”走向“下三濫”的開始。
由此可知，易學預測不是為了讓我們“認命”，而是教我們如何認清自己所處的形勢，進而做出相應的更有利的發展選擇。所以說，“四柱八字術”是偽易學預測系統，是封建社會發展到高峰期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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